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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组织的发展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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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7 15:07:02 |显示全部楼层
 从运动变化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会经历产生、兴旺、衰退和消亡几个阶段,邪教组织也不例外。从古到今的邪教组织,尽管在其演变过程中总是在不断的改头换面,伪装和掩饰自己,但是其邪恶本质决定了邪教组织发生的一切改变呈现给世人的只能是表象和假象。透过眼花缭乱的表象和假象,我们会发现,无论时代和社会环境如何变迁,邪教的“邪恶”本质一直没有改变。研究邪教组织的发展演变进程,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其规律,会更有助于防范和打击邪教。
  一、创教者的原始积累期
  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邪教组织的初创期或教主传教早期是其量变的积累时期,在此时期,邪教教主通过各种手段,机关算尽,逐渐积累了人力、物力及雄厚的财力,完成了原始积累,为其发生质变打下了基础。那么,这个原始积累的过程,邪教教主是借助于那些手段完成的呢?
  1.行医治病。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从人类诞生之始,就无法彻底摆脱疾病的侵害,部分人甚至被疾病困扰终生。渴求摆脱疾病的缠绕成了几乎所有人的梦想。对于身患疾病的人而言,懂得医术,能拯救其脱离苦海的人就是“活神仙”。邪教教主深谙此道,卖弄医术、特别是带有神秘主义的巫医成为邪教拉拢信徒的核心手段,行医也成了他们攫取财富、地位和拉拢信众的最佳途径,在整个邪教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遍观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教首,普遍靠行医治病拉拢民众入教。几乎所有的邪教头目,都曾经学过医,读过医书,有从医或巫医的经历,即使他本人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他也会网罗会医术的人共同从事创教和传教事业。邪教头目每到一个地方传教发展信徒,最便捷的就是给当地的民众免费治病,民众病痛减轻或痊愈后,自然会对其感恩戴德,传教者借机对其进行拉拢。甚至是当代邪教法轮功头子李洪志最初也是依靠设立气功站点,传授气功强身健体俘获群众的。一般说来,土生土长的、扯着道教和民间信仰作为伪装旗帜的邪教组织更注重以行医治病和强身健体诱骗人入教。
全能神的洗脑
  2.教义传播。一般说来,邪教组织拉拢信徒必须要对信徒进行“洗脑”,而最方便、快捷,易于为民众接受的洗脑方式就是传唱教义。客观的说,从传播学的角度看,邪教教义非常“接地气”,语言通俗易通,情节生动感人,传唱起来朗朗上口,能够引起老百姓的共鸣。邪教组织把剽窃的玄奥难懂佛教哲理、佛教故事改编成通俗生动、情节引人的故事,辅之以韵文、曲调,有说有唱。甚至还穿插一些教首行善的感人故事、及描述未来美好生活等人们喜闻乐见的内容,形成了一整套非常便于传播、又深受百姓喜爱和接收的格式。如黄天教在《佛说利生了义宝卷》中介绍教主李宾的生平事迹,采用如下唱词:“普明佛,为众生,投凡住世。化男身,姓木子,四十余春。娶王门,为结发,开花二朵。长嫂康,次嫂高,两氏夫姻。有如来,再不知,已为佛体。边塞上,受尽了,苦楚官刑。戊午年,受尽苦,丹书来招。大开门,传妙法,说破虚空。”类似说唱词普遍存在于各个邪教组织的经卷中。
门徒会提倡“关爱”拉拢群众
  3.互帮互助。邪教组织大恶如善,大奸似忠,表面上邪教组织也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团体,教首剽窃儒、释、道教义,宣扬“向善”、“关爱”、“奉献”等思想,提倡信徒们之间互敬互爱,互帮互助。如罗教、大乘教针对运河上粮船水手劳动艰苦,漂泊大运河充满风险,收入微薄,漕运又有季节性等特点,在杭州、苏州一带建造庵堂,作为水手们回空时驻足与老弱病残栖息之所,因而引得大批粮船水手皈依。门徒会宣扬季三保是“爱人胜过爱自己,常常把东西攒下来,自己少吃、少用、少穿,送给贫穷可怜的弟兄姊妹,家里偶尔有一点钱,总是给工人做路费,或者给弟兄姊妹吃,他常说,自己饿一下是小事,只要弟兄姊妹吃好、喝好,他就心满意足了”。门徒会二号人物许某也是通过帮助群众解决一些生活困难(给人送衣送食、帮人盖房子、娶媳妇)及省吃俭用、搞好“信教”群众的接待工作及“处处温和卑微”的和蔼态度而赢得好感。
  4、家庭聚会。对于以农业生产为主、对现世不满但无奈,对来世有强烈宗教渴望的劳动者,如果烧香、念佛、敬神等都可以在家中或村子中的佛堂中进行,既省钱又不耽误农时,自然是非常欢迎的。南宋吴郡沙门茅子元,他上承佛门正统、下开佛门异端,创立的白莲宗,摒弃了佛门宗派繁文缛节和修行门槛的种种羁绊,开创了在家修行、男女同修等简单易行的修行方式,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文化娱乐生活贫乏的人,劳作之余,夜晚能听到说唱经卷,受到的欢迎程度可想而知。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可以肯定的说并不是为了传习邪教,甚至造反,但其这种活动方式和组织形式,却被后来的秘密结社组织所继承。教首利用这种传播手段和结社形式,有效的把广大群众吸附在了神化了的教主周围。
  此外,邪教组织无一例外的都有一条规矩,即入教时必须向教首缴纳一笔钱,称为“根基浅”或“种福钱”,每逢年节,还要向教首缴纳“跟账钱”等各种名目的钱财。在此过程中,教主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
  正是由于上述适应下层社会群众心理和生活条件的传教活动,传教者与百姓水乳交融的连为了一体。无论统治者当局用何种方法打压,邪教这棵毒草都千方百计扎根于民众之中,使其组织得以发展,生命得以延续。
  二、邪教组织的恶性膨胀
  客观的说,邪教教首、教主在创教或传教之初,大多为了敛钱,以改变自己的地位与处境。即使初始因向道修行而创教,但创教后仍为敛钱,初始并无明显的政治动机,即所谓“愚者求福,黠者敛钱,原未必有谋反倡乱之心”。但当量变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事物必然引发质变,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当邪教组织势力强大,财力雄厚时,便会觊觎世俗政权,萌发造反夺权的政治野心,同时也蒙蔽教徒盲目参加其造反活动。
 
邪教组织膨胀后的政治动机
  明清时期,教门起事和造反活动风起云涌,明代276年间共发生“邪教”案270起,而清代267年间则达到492起,频率之高,事件之多,间隔时间之短,世所罕见。对其进行打压,也成为统治者当局的头等大事。仅爆发于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清事件,历时九载,清政府耗费了十六省的数十万军队,并导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国库五年财政收入,使国库为之一空,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标志。可以说,中国历史上“邪教”即秘密教门自元末形成后,经过明朝的发展,为自己的徒孙们“开拓了一条在专制帝国中生存发展、捣乱反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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